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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转身能源型国家的冲击波0-【zixun】

发布时间:2021-10-12 17:04:25 阅读: 来源:瓶体厂家

美国转身“能源型国家”的冲击波

中国页岩气网讯:随着美国在新能源和能源创新领域的大步前进,仍然高度依赖于石化能源资源的中俄两国,从国际减排到国内能源结构和产业竞争力,则处处受到压制和影响。

美国页岩气革命对内逐渐改变能源结构,有利于提升美国减排的信心。到2035年,美国天然气在电力和交通领域替代超过20%,由此形成美国的减排优势。因此奥巴马第二任期立足美国能源独立和能效革命,推动美国成为能源型国家。

“能源型国家”的背后

美国自克林顿以来的历届政府尽管在具体立场和政策有所差别,但却都不同程度地力推能源的本土化及独立,这一方面可以令美国摆脱对中东等海外能源的依赖,另一方面,也有加速能源战略转变,提升本土社会经济“能源竞争力”的考虑,即提高能源供应稳定性为经济成长护航。

就此而言,其长期在本土能源供应上的一个努力结果便是,不仅新兴能源品质页岩气得以大开发,同时,其本土内的其他传统油气资源也都在技术进步推动下得到了大发现或开发,这一点奠定了美国在未来提升其能源产出和就业规模的一个客观条件。

当前美国新兴能源部门因其低起点而供不应求,传统能源部门则因其高补贴而供过于求。从社会经济总体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重叠会产生更加严格的能源约束,但同时,基于其较高的能源生产能力,最终必将导致能源过剩。

随着美国政府继续长期对煤炭围追堵截,然后又鼓励利用清洁能源,那么其现有过剩产能极有可能向国际倾销。未来数十年里,能源缺口或者说廉价能源的缺口依然是很大的,大量发展中国家和后发国家的旺盛能源需求或许正好为美国的能源输出创造便利条件,从而帮助美国真正坐实其“能源化”的发展趋势。

从内政和外交的界限来看,美国的气候变化行动显然主要从属于前者,但却不失其地缘政治上的意义,那就是抑制其在国际上的最大竞争对手中俄。

从全球气候治理角度来看,奥巴马表现出以能源为核心重塑气候变化国际领袖的强烈意愿:一是以能源利用方式的调整为中心,设定了要在2020年前将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翻番,到2035年80%的电力供应要来源于清洁能源的目标;

二是绕开国会立法,强调通过行政措施实现能源改革和减排温室气体,如向环保署管理电厂签发总统备忘录来控制美国煤电数量,并要求美国政府停止用公共融资去建燃煤电厂 ;

三是加强气候政策的团队建设,奥巴马不仅留任斯特恩继续作为气候谈判代表,而且设置了气候变化咨询委员会,成立气候政策总统顾问团队,其成员均为气候议题的长期积极行动者。

奥巴马政府正在推动“气候主动外交”,即体系上构建轴辐气候谈判构架,在双边谋求与新兴发展中大国、欧盟、日本等加深气候合作。在气候谈判体系方面,奥巴马计划的核心是构建一个所有缔约方参与的、相对恒定的“轴协议”,围绕这一作为核心的“轴协议”,达成一系列具体、可实施、不一定所有缔约方参与、便于修改的“辐决议”,共同构成气候治理体系。

凸显的外交压力

在双边外交层次,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奥巴马和克里作为外访的重要议题,而其工作重点是在对华气候外交方面,克里积极推动中美签署《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设置战略经济对话中的气候工作组,中美首脑首次会晤共同促成中美关于氢氟碳化合物合作。

美印也决定在美印战略对话中设立气候变化工作小组。克里在对日本访问中提出所谓气候外交“三个支柱”。

从国际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美国政府更容易通过气候环境外交而在国际舞台上对中俄施加压力。故而,奥巴马《总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中所隐含的气候外交理念,即以相对较为积极的气候政策或表态来消解欧盟等气候变化应对急先锋的反对情绪,并进一步逼迫中俄在气候变化上露出政策底线或者频频作出让步,同时还可用来换取其他外交领域的利益,其意图不得不防。

随着美国在新能源和能源创新领域的大步前进,仍然高度依赖于石化能源资源的中俄两国,从国际减排到国内能源结构和产业竞争力,则处处受到压制和影响。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能源和制造业产业基础因此而受到动摇,并最终也无力与美国相互竞争。

因此气候和能源是当前最大的国家竞争力,无论是外交上的得失,抑或是环境和产业上的利益,世界各国的政策和战略都必须服从于提升国家长期竞争力这个终极目标。什么是国家竞争力,一是国家在各方面的现有实力,二是体现为未来增长的发展潜力。

从表面上看,美国能源型国家建设提升了美国在未来应对环境挑战的发展潜力,就此而言,它对于中俄在更大范围内的可能影响在于,一则促进新能源及相关领域基础设施的发展,逼迫中俄进行升级换代;二则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传统石化能源的过剩,促使价格走低。这一方面可以打击传统能源及其附属领域,另一方面则又令电力等其他部门无法摆脱对于传统石化能源的依赖,从而造成节能减排上的更大压力。

这两点都极有可能波及中俄的某一方。要知道,无论是削弱中俄中的哪一方,其实都会令美国在世界的战略位置得以提升。

奥巴马在能源领域的积极作为,也可以让美国把减排责任转嫁给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让这些发展中大国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推手。奥巴马强调:“我们同样强化了与主要新兴经济体——印度、巴西和中国的气候合作,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气候排放体。例如,本月初我和中国的习近平主席达成了一个重要的协议,同意降低氢氟碳化合物的生产和消费,我们计划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采取更多行动。这会带来效果。这是降低碳排放的重要一步。”

奥巴马认为中国、印度等国排放量增长太快,现在非常重要的是需要新兴发展中大国采取行动。奥巴马认为在2009年哥本哈根协议中对新兴发展中大国施压是其外交成就。奥巴马的能源顾问Joseph Aldy提出,与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的首脑气候会谈是奥巴马最有成效的外交成果,他让这些发展中大国明确自己的减排目标。 

美国舆论认为奥巴马应该首先让国会通过这些提案。之后,总统应该与中印等国一起重启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这些国家都迟迟不采取行动。共和党也对中国煤炭消费非常关注,认为即便美国实行碳税,中国却在以美国10倍的速度增加煤炭消费和碳排放。

 目前美国和欧盟共同推动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全球自由贸易,欧美自贸区建设对中国的低碳产业可能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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